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26-2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，宣布一項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財政安排——從外匯基金撥款1,500億港元，分兩個財政年度各提取750億元，注入政府庫房以支持大型基建開支。這是自1984年以來，香港首次從外匯基金中提取投資收入，標誌着特區政府在基建融資策略上的重大轉向，也揭開了這個被視為香港「事實上的主權財富基金」的神秘面紗。
外匯基金1,500億撥款重點
- 撥款總額：1,500億港元
- 分期安排：分兩年撥付，每年750億港元
- 歷史意義：1984年以來首次從外匯基金提取收入
- 主要用途：北部都會區及重大跨境基建項目
- 新田科技城：100億港元
-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：100億港元
- 洪水橋工業園：100億港元
- 跨境科技樞紐：300億港元
- 目前財政儲備：約6,572億港元
外匯基金的角色與歷史
外匯基金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核心金融資產，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，其主要職能是支持港元匯率穩定及維護本港貨幣金融體系的完整性。自1935年設立以來，外匯基金累積了龐大的資產規模，長期被國際金融界視為香港事實上的主權財富基金，是維繫國際社會對港元及本港金融體系信心的重要基石。
在過去數十年間，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一直保留在基金內部作滾存增值之用，政府極少直接提取其收入。上一次從外匯基金提取收入，要追溯至1984年——當時香港正處於中英談判的關鍵時刻，經濟及社會環境與今日截然不同。此後逾四十年間，不論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、2003年SARS疫情，還是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、2019年社會事件，以至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衝擊，政府均未曾動用外匯基金收入來填補財政缺口。今次打破逾四十年慣例，足以反映政府對當前基建融資需求之迫切。
1,500億資金流向：北部都會區成重中之重
根據預算案披露的分配方案，這筆1,500億元的撥款將主要投向北部都會區及相關的跨境合作項目，體現政府全力推動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戰略意圖。
新田科技城獲撥100億港元，這個被定位為香港未來創科旗艦項目的新發展區，將匯聚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及先進製造等高端產業，並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科技園區形成協同效應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同獲100億元撥款，加速推進這個具有「一區兩園」獨特模式的跨境科研平台建設，園區重點發展生命健康科技、人工智能及數據科學等前沿領域。
洪水橋工業園獲100億元注資，定位為香港新一代先進工業基地，旨在吸引高增值製造業回流及培育新興產業。此外，最大的單項撥款為300億港元，專門用於發展跨境科技樞紐，目標是構建一個橫跨深港兩地、涵蓋基礎研究至產業化全鏈條的綜合科技走廊，鞏固香港在大灣區創科生態中的關鍵節點地位。
北部都會區重點項目撥款分布
- 跨境科技樞紐：300億港元——建設深港科技走廊，涵蓋研發至產業化全鏈條
- 新田科技城：100億港元——聚焦AI、生物科技及先進製造
- 河套合作區：100億港元——推進「一區兩園」跨境科研平台
- 洪水橋工業園：100億港元——發展先進工業及高增值製造業
- 其他基建及配套：餘額用於交通網絡、社區設施等
為何此刻動用外匯基金？
政府選擇在此時破例動用外匯基金收入，背後有多重考量。首先，北部都會區的整體開發規模預計涉及數千億元投資，單靠政府經常性收入及賣地收益難以在合理時間內完成。目前財政儲備約為6,572億港元，雖然較疫情期間有所回升，但面對北部都會區、交椅洲人工島等多個超級基建項目同步推進，資金壓力不容忽視。
其次，外匯基金近年的投資回報表現理想，長期累積回報穩健，提取部分收入不會對基金的核心功能——即維護港元匯率穩定——構成實質威脅。陳茂波在預算案中強調，今次撥款經過審慎評估，確保外匯基金在撥款後仍保有充足的資產規模，足以應對潛在的金融市場波動及匯率防禦需求。
第三，政府希望透過這筆龐大的「種子資金」產生槓桿效應，帶動私人資本投入北部都會區的發展。按照政府的規劃，1,500億元的公共投資將配合土地出讓收入、公私營合作模式（PPP）及綠色債券等多元融資渠道，撬動數倍的社會投資，形成可持續的基建融資生態。
市場反應與分析師觀點
消息公布後，市場反應整體正面但伴隨審慎。有國際投行分析師指出，動用外匯基金收入屬於「非常規」舉措，在短期內有助緩解政府的基建融資壓力，但長遠而言，市場更關注的是這種做法會否形成先例，導致外匯基金成為政府的「提款機」，削弱其作為金融穩定工具的公信力。
部分分析師對撥款的可持續性提出質疑。他們指出，目前的撥款安排為分兩年提取共1,500億元，但北部都會區的整體投資需求遠超此數。若未來基建開支持續膨脹，政府是否需要再次從外匯基金中提取收入？這將引發市場對外匯基金獨立性及港元穩定性的疑慮。
然而，亦有持較樂觀看法的經濟學者認為，香港外匯基金的資產規模龐大，1,500億元的撥款佔其總資產的比例有限，不會對港元聯繫匯率制度構成結構性風險。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建立透明、可預測的撥款機制，讓市場清晰了解外匯基金收入轉移的規則與上限。
改變香港基建融資模式
從更宏觀的角度而言，今次動用外匯基金收入，標誌着香港在大型基建融資模式上的深層轉變。過去數十年，香港的基建投資主要依賴賣地收入及財政儲備，輔以發行政府債券。然而，隨着土地供應模式轉變、賣地收入波動加劇，加上多個超級基建項目同時上馬，傳統的融資模式已難以滿足需求。
外匯基金收入的引入，實質上為政府開闢了一個全新的資金來源，使基建融資工具箱更為多元。這與全球其他經濟體利用主權財富基金支持國內發展的做法趨同——新加坡的淡馬錫及GIC、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、中東各國的主權基金等，均在不同程度上參與本國的基建及戰略性投資。
短評：歷史性一步 風險與機遇並存
從外匯基金提取1,500億元，無疑是2026-27年度預算案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舉措。這筆資金將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注入強大動力，有望加速香港從傳統金融中心向「科技＋金融」雙引擎城市的轉型。新田科技城、河套合作區、洪水橋工業園及跨境科技樞紐等項目，均承載着香港未來二三十年經濟轉型的期望。
然而，打破四十二年慣例的背後，風險同樣不容忽視。外匯基金的核心使命是維護港元穩定及金融體系安全，任何動搖市場對此信心的舉措，都可能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。政府需要在推動發展與守護金融穩定之間，走出一條精確的平衡線。1,500億元是一個起點，但如何確保這僅是審慎的例外而非常態化的慣例，將是市場及社會持續關注的焦點。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依然高企的當下，這一歷史性決定的最終成敗，取決於每一分錢能否轉化為真正推動香港邁向未來的生產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