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靜觀無明(三)】早上是心理學家,晚上是「說書人」,學者落地反精神病污名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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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仔一所文化工作室內,數十名參加者分成幾組,他們這晚只做一件事──聆聽眼前各位講者的故事。聽眾們全神貫注,有人哭紅了眼睛,有人在抹着鼻水。正當你好奇想入內看個究竟時,有人告訴你講者們都有過精神病經歷,你會否猶豫推開這扇門?令你猶豫的,又是什麼?

這是「說書日」──兩名心理學家跳出象牙塔的框框,把知識「落地化」的嘗試。

【靚觀無明(一)】患病10年住院8次,一名躁鬱症患者被困在旋轉門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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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靜觀無明(二)】宿位不足、私院參差,精神健康服務「去院舍化」何去何從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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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:林幸泉、楊嘉文

招募同路人組民間平台,學者將離地知識落地

兩年前,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麥穎思(Winnie)與實習生李昭明(Amanda)埋首研究推廣精神健康和反污名期間,有感相關知識對公眾過於艱澀,於是萌生了一個念頭:何不「落地」將知識帶到民間?兩人膽粗粗在校園內發電郵招募「願意說故事的人」,殊不知一封電郵竟讓百川歸海,隨後經過數次招募,漸漸演變成民間組織「說書人」。

說書人現有約二十名不同背景的成員,當中一半人曾有過精神病經歷。現已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的Amanda表示,這個平台以「共建」模式運作:「以往這兩方面的工作一直傾向由專業主導,主事者以醫生和社工居多,鮮有同路人的聲音。因此在說書人裏,不會因為我們二人是心理學家,便主導整個組織的運作。」

臨床心理學家李昭明(Amanda)與中大心理學系教授麥穎思(Winnie)有見精神病遭污名化情況嚴重,數年前招募同路人共組民間平台「說書人」,以淺白和「落地」的方式促進公眾對精神健康的認識。攝:林幸泉

象牙塔外的可能性──藉親身接觸消除偏見

二十人的團隊,部分成員還有正職在身,可以做到什麼?沒有金主,沒有場地,facebook專頁順利成章成了說書人的基地。透過風格簡約的插圖、富電影感的短片,以及過來人分享的短篇故事,他們成功將複雜的學術理論和知識,轉化成容易入口的「輕食」,吸引了不少網民的關注。就連電影《一念無明》近幾個月的映後座談會,都可以找到說書人的名字。

自去年起,說書人更跳出虛擬世界,舉辦「說書日」,邀請公眾與具精神病經歷人士面對面對話,親身聆聽過來人的故事。「外國有些反歧視活動,把精神病人士描述得很可憐,或是過度聚焦於病癥上,反而令公眾更害怕與他們接觸。」Amanda說。

為了達致溝通的目的,Winnie表示在籌備活動上亦花了不少心思:「很多海外研究均指出親身接觸在消除歧視上最有效,我們不會單憑自我感覺良好便去做,活動要有人味之餘,亦要有實證支持方法有效可行。」說書人每次有成員準備好故事,團隊都會一起聆聽、給feedback(反饋),務求在有限的活動時間內,讓分享的人能道出自己故事的獨特之餘,參加者亦可接收到對方的信息。

說書日有不少抱著好奇心態來的參加者,最令Winnie和Amanda驚喜的,是有人在活動後表示,聆聽過程中感到「有共鳴」。參加者觀察到自己和對方的共通點,了解到有精神病經歷的人其實一樣是普通人,經歷情緒的高低起伏,亦需要他人陪伴支持。這令兩人更確信,說書人這個平台能讓精神病患者與公眾連繫起來,推倒偏見這道高牆。

「說書人」定期在社交網站專頁分享插圖和成員的故事,盼藉此消除大眾對精神病患者的誤解和歧視,推廣精神健康。(圖:說書人facebook專頁)

#污名化,精神病人身上的Hashtag

「歧視」聽得多,「污名化」又是什麼?Winnie解釋,簡單而言就是公眾對精神病患者賦予一個與自身不同的身分,並放大其負面特徵,導致兩個群體之間出現power differential(權力差異)。處於弱勢的病人難以爭取權益,而強勢一方則藉此作出歧視、剝削、傷害等行為。

她又補充,當社會不斷潛移默化地灌輸「精神病不好」的信息,病人甚至會將這價值觀套用到自己身上:「當他們意識到社會不接納這個身分,或會產生自我污名。若然沒有人協助梳理,患者很容易會將這價值觀內化,誤以為自己真的低人一等。」

污名化對病患者及復元人士造成怎樣的影響?Winnie說,曾經有抑鬱症病人向她們透露會申請年假去覆診,原因是事主擔心遞上精神科醫生紙後,若被僱主問到不知從何說起。「如果你有糖尿病或哮喘,你不會擔心要用annual leave去覆診。」污名化除了限制病人融入社會,亦令病人產生「求助就是懦弱」的想法,導致他們不敢向身邊人或醫療機構求助,錯過病向淺中醫的最佳時機。

外國研究:精神病人不會比一般人暴力

平機會2010年進行過一項有關殘疾人士的研究,指出近一半公眾對精神病患者表現出迴避和排斥的態度,三成半受訪者介意與他們共同工作,有過半數人不接納與精神病患者為鄰。即使短至一程巴士,也有超過三成人不能接受坐在他們身旁。調查結果亦顯示,高達94%人認為精神病患者會對他人造成危險或不良影響,然而矛盾的是,受訪者當中只有3%人與精神病患者有定期聯絡。

事實上,外國早有研究證實精神病與暴力行為並無直接關係,美國牛津大學2001年出版的研究報告《The MacArthur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Study》,便指出精神病患者裏具暴力傾向人士的比率,與非病患者基本上無異。另一項由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在1999年發表的研究《Criminal Victimization of Person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》更發現,患有嚴重精神病的人士,反而有更大機會遭受暴力對待。

如果精神病患者並不比一般人暴力,公眾為何會將精神病人與「危險人物」劃上等號?

精神病被誤解,媒體責無旁貸

「原因其實好老土,就是不了解。」Amanda表示,大部分人沒有深入認識過精神病是怎樣一回事,或接觸過具相關經歷的人,加上社會氛圍影響下,公眾很容易對他們產生恐懼。Winnie認為媒體需負上很大的責任:「很多電視劇往往將精神病人角色描繪成不受控、殺人不眨眼、被趕絕的人,當公眾未曾親身接觸過這班人時,便只能透過這些片面的資訊了解這個群組。」

除了「入屋」的電視劇,兩人表示新聞報道亦可以是污名化的幫兇。在網絡搜尋器輸入「精神病紀錄」,可找到數以十萬計報稱罪案疑犯有相關紀錄的新聞報道。對於傳媒傾向着墨於精神病紀錄這項「特徵」上,Winnie相信此舉是為了滿足讀者對精神病人的假設:「記者不會刻意描述涉案人士有糖尿病紀錄,為何他們標籤其精神病紀錄時又不會感到奇怪?因為社會早已對這個病存有假設──精神病是因,犯案是果。」

談起傳媒的報道手法,Amanda感到有點氣憤,她舉出今年二月港鐵縱火案的例子:「其實為何要『挖』涉案人士的背景資料?討論點不是應從危機意識着手嗎?發生火警時不應該先去拍照,而是去滅火,滅火筒的位置在哪裏?發現有人行為異常時,我們又應該怎樣回應?如此種種對讀者來說難道不是更實在?」她認為傳媒應反思,報道能否發揮教育及警惕公眾的作用,預防同類事件再發生:「如果揭露疑犯的精神病紀錄,只是單純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,我無話可說。」

【短片】StoryTaler 說書人 – 【說起精神病,你想起什麼?】

反精神病污名化,政府的角色在哪裏?

說書人之所以極力推動精神病反污名化,並非單純因為「政治正確」。經濟學人智庫去年公佈的《亞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數》研究指出,污名化會阻礙精神健康服務「去院舍化」,如果社區不接納精神病患者,協助他們融入社區的工作根本無法起步。

訪問當日,Winnie從手袋抽出一疊沉甸甸的文件擱在桌上,原來是政府今年四月公佈的《精神健康檢討報告》。她把二百多頁裏所有提及污名化的字眼圈起,仔細研究當中的內容,但發現這份耗時四年完成的報告,對污名化的着墨竟少得可憐:「報告多次指出要提升公眾教育,但卻欠缺實際的方案,唯一有具體指引的,就是建議將『精神科』易名,避免標籤效應,但用什麼名稱取代?報告並沒有提及。」

「有218頁咁虛嘅嘢,好搞笑!」Amanda也不禁在旁苦笑。

說書人成員均以義工無償形式工作,Amanda笑說忙起上來時,日間上班是臨床心理學家,下班便是說書人。被問到會否感到「做埋政府嗰份」,她相信不同組織均有其獨特功能:「政府、非牟利機構、民間組織各有角色,我們無法取代政府的工作。」Winnie認為,說書人作為一個民間平台,好處是沒有太多限制和包袱,能夠「由下而上」推廣精神健康。

那麼政府應擔當一個怎樣的角色?Winnie指政府應站在更宏觀的角度,利用盈餘建立跨部門的精神健康政策:「這不單是食衞局和社署兩個部門的事,教育、房屋、環境、最低工資、標準工時等,都與精神健康有關。試想想,我們每日『做到隻狗咁』,晚上還要回去劏房睡覺,在這樣的環境下,如何談得上有豐盛的人生?」Amanda亦認同有關政策的方向,應以人民的幸福為宗旨,而非事事與生產力掛帥。

精神健康是每一個人的事

根據保險業聯會去年的調查,香港購買醫療保險的人數達400萬,反映港人非常重視身體健康問題帶來的財政負擔,於是事無大小我們都會去檢查一番,卻鮮有檢視自身的精神健康。世衛早於本世紀初已提出「沒有精神健康,就沒有健康」的概念,然而就Winnie和Amanda觀察所見,無論是本港的醫療服務、還是社會氛圍,均收窄了公眾對精神健康的看法──醫護人員着重病徵消除,社會從小便談競爭力和表現,結果是忽視了每個人的整全需要。

近年有不少非利機構提倡「復元」模式,主張每個人都應值得擁有具「元氣」的生活。Amanda指,要達成這個目標,社會接受差異的多元意識很重要,可是香港在這方面仍很落後:「其實有病或無病,大家都是在起伏中成長,精神病人也能夠學習與病共存,擁有豐盛而有意義的生活;反之即使一個人無病,但人生沒有目標,終日渾渾噩噩,也不會是理想的狀態。」

Winnie說,說書人更希望做到的,是「充權」,讓每個人在這個互相緊扣的社會中,看得見自身的獨特性,而非受單一價值觀影響下過著同樣的生活:「每一個人都生而平等,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在社會裏受壓迫。當一個人的長處和才能可以在群體裏展現出來,便能看見更多的可能性。只要你充權,其實是可以改變的。可能眼前你會覺得好困難,但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願意發聲,成為彼此的advocate(倡導者),就有更大機會去改變一些不理想的社會環境和制度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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