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靜觀無明(二)】宿位不足、私院參差,精神健康服務「去院舍化」何去何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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躁鬱症患者阿烽,患病10年來反覆住院8次,有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指出,阿烽的經歷並非個別例子。政府多年來提倡精神健康服務「去院舍化」,將治療重點由住院護理轉移到社區及非住院護理服務,為何阿烽未能從中脫離社區和醫院之間的「旋轉門」?

【靚觀無明(一)】患病10年住院8次,一名躁鬱症患者被困在旋轉門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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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:林幸泉、楊嘉文

社區治療的阻力──「不要在我家後園」

政府提倡「去院舍化」的其中一項重要變革,是社會福利署自2010年10月起,委託11間非政府機構於全港各區開展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」服務(ICCMW),為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站式、地區為本的支援和康復服務,同時藉著其地利之便,向居民宣傳精神健康的重要性,提高公眾對精神病的認識。

不過計劃推展至今近7年,全港24間ICCMW中,只有15間在永久會址運作,餘下的9間中心當中,有7間仍需租用商業單位提供服務或作辦公室用途。平機會去年的研究報告指出,政府和服務營辦機構為ICCMW尋找會址時,經常遭到地區領袖和居民的反對,即使他們理解中心是基於社會需要而設,但往往會因為一個原因,反對在自己的社區內興建──「不要在我家後園」心態。

當中反對聲音最為激烈的,莫過於屯門湖景邨的「安泰軒」。2010年進行公眾諮詢期間,以區議員為首的地區人士在邨內掛起多幅橫額,稱社署妄顧居民生命安全,以及擔心中心令居民恐慌等。事件最後鬧上法庭,有精神病康復者入稟控告該名區議員懸掛的橫額,內容歧視精神病患者,法院裁定被告違反《殘疾歧視條例》,反對言論才告一段落。結果,中心由諮詢到正式投入運作,前後歷時3年半。

屯門湖景邨安泰軒是全港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一,2010年就選址進行公眾諮詢期間,曾被地區人士大力反對。現時中心已為該區市民提供服務近4年,營辦機構指中心自運作開始,沒接收過任何投訴。攝:楊嘉文

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覓址難

湖景邨安泰軒由新生精神復康會(新生會)營運,該會督導主任林銘偉透露,轄下7間ICCMW中,部分仍要暫時落戶租金昂貴的商業大廈內,除了難以使該區居民接觸到有關服務,亦欠缺空間舉辦較大型的公眾教育活動,限制了中心的運作和成效。假如商廈業主決定約滿後不再續約,中心主任更要隨時準備展開下一輪尋找會址的艱巨工作。

談起湖景邨的個案,林銘偉指公共屋邨是ICCMW最理想的選址,因為對街坊來說最「方便就腳」,有需要時不用長途跋涉也能使用中心的服務,但要為中心覓得這類「安身之所」絕不容易:「每次在屋邨就中心選址進行咨詢,幾乎都會遇到反對聲音,涉及的游說工作需要經年累月作跟進。」他指湖景邨中心能在3年多內投入運作已算相當快:「若以葵涌區為例,單是由咨詢至獲批成為會址,已花了4至5年的時間。」

不過令他感到欣喜的是,反對聲音往往隨著中心正式營運便開始消失。「我猜居民反對背後或附帶某些擔心,但中心正式運作後,他們擔心的事情其實沒有發生,機構至今亦沒有接收過居民對運作中的ICCMW有任何投訴或不滿。」林銘偉說。

新生會督導主任林銘偉表示,地區人士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存有誤解,加上部分地段「先天性」欠缺大型屋邨,令選址工作困難重重。攝:林幸泉

去院舍化,病人去了哪裏?

「去院舍化」並非嶄新的概念,歐美等地早於1970年代,已提倡摒棄把精神病人等殘障人士困在「堡壘式」大型院舍的做法。取而代之的,是讓病人在家中接受治療,或是安排他們入住建於社區裏、貼近家居形式的小型院舍,配合醫療團隊、社工、社康護士、職業治療師、義工等的協助,讓病人由被動的服務使用者角色,反過來自主決定生活的方式。部分國家更會以租金津貼等誘因,鼓勵非病患者與病患者同住,定期提供服務或舉辦活動作為回饋,從而促進雙方的交流。

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早年擔任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期間,曾到訪過加拿大一所類似的宿舍。他相當欣賞外國這種Shared Housing(家舍)的意念,但慨嘆要將這套做法搬來香港實屬「天方夜譚」,近乎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:「這些國家是解決基本需要後,再發掘新模式去改善現有服務的質素,但香港的情況是連基本需要都未能解決。院舍裏連病人的宿位都不足,如何騰空宿位予非病患者?」

社署提供予精神病康復者的住宿服務分為過渡性(宿友在一定限期內需搬離)和長期性,不過統統「排長龍」。根據社署最新數字,過去一年有約4600多名康復者輪候有關住宿服務,輪候時間由半年至4年不等。近5年來,精神科病人每年平均增加近萬人,但住宿服務名額一直停滯不前,中途宿舍的宿位更是零增長。

「精神病患者出院後,首要面對的就是居住問題。」張超雄說,精神病患者普遍與家人關係一般,原因除了是照顧上的壓力,親屬亦未必諒解其行為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去年一項調查顯示,逾7成精神病康復者家屬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擾。在宿位不足的情況下,有需要的康復者往往只能獨居於「劏房」或無奈入住俗稱「私院」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。

侷促的「劏房」固然並非理想的復康環境,但入住私院也不見得是良方。張超雄形容私院環境惡劣,「差唔多100%」均租用舊樓單位或於老人院舊址改建而成:「衛生情況差,空間狹小擠迫,唯一好處是『有個地方俾你住』,除了有職員供膳和提醒服藥之外,其實跟『劏房』相差不遠。」他又補充,私院收容不同類別的殘障人士,這種看似具成本效益的做法,往往忽視了宿友在復康上的不同需要:「以智障人士為例,他們在生活各方面需要較多指示,但精神病患者一般智力正常,只是受病患影響,表達上或有障礙,他們需要的是可能是較多的工作和參與,讓他們有空間去發揮。」

張超雄:院舍服務不應是商品

私院租金索價不菲,由5500元至7500元不等,是中途宿舍的數倍。張超雄說,領取綜援的病人繳交宿費後,剩餘的零用很少,即使病人積極求職,礙於外界的偏見,亦容易陷入「高不成,低不就」的困局之中:「病人找到的往往是基層工作,脫離了綜援網,但微薄的收入又能否讓他們改善生活?」

近年私營院舍不時傳出醜聞,「康橋之家」去年便爆出宿友疑遭性侵事件以及多宗死亡事故,其後更被揭發使用「影子員工」虛報人手而遭社署「釘牌」。受訪者阿烽亦向記者透露,曾被私院指欠交租金而遭踢走,翻查《殘疾人士院舍規例》,營辦人只要給予書面通知,便有權於30日通知期後要求住客遷離院舍。

過去有私院經營者表示,行內難以聘請護理人手,同時受租金、伙食和人手等成本上漲影響,致經營困難,建議政府就有關職業提供資助,但利用公帑補貼私營市場的員工,納稅人又會否接受這種做法?

在張超雄眼中,政府將院舍照顧服務視為一種自由商業行為是錯誤的思維:「院舍的服務對象是最弱勢的社群,這班人面對的,是無家可歸、無人照顧的問題。當政府支援不足,私院可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,他們亦未必懂得保障或爭取自己的權益,未能平等地跟院舍進行交易。即使是私營院舍,亦應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。」

他認為政府應重新檢討《殘疾人士院舍條例》,特別是人手方面,除了「負責睇住宿友嘅人」,亦應將外展服務帶入私院,由專業醫療團隊為每位病人提供個別復康計劃,才能真正提升私院服務質素。

張超雄認為院舍服務不應單單被視為金錢上的交易,私營院舍有需要負上社會責任。攝:蘇正謙(資料圖片)

政府缺乏精神健康政策,去院舍化成效成疑

就精神健康服務去院舍化,張超雄認為方向是正確的,但房屋、社區、院舍服務、求職等各方面的支援配合卻欠奉:「我們已知單憑醫療模式並不能全面協助精神病人,其他方面的支援,是勞工及福利局、運輸及房屋局等的管轄範圍,當其他決策局對這項議題不聞不問,如何支援病人獨立生活?」

即使是ICCMW,早前亦有營辦機構透露,與醫管局之間沒有通報機制。精神病人出院,醫院不會通知ICCMW,兩者亦各有「個案管理」服務,張超雄認為是「荒謬到難以形容」:「個案管理就是打破部門與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的隔膜,個案經理負責『打通經脈』,為病人尋求跨部門的服務和資源,但2個部門有2種個案管理制度,甚至服務同一個人,證明政府不清楚個案管理的意思。」

在議會工作多年,張超雄感到政府沒有官員認真看待精神病人的需要。他表示政府需要一個清晰的精神健康政策,以及一個領頭的部門,有能力動用其他部門的資源,才能真正幫助精神病人,民間一直爭取成立「精神健康局」,但政府在4月公佈的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報告,沒有回應有關的訴求。

「規律、具保障的生活對精神病患者的復元很重要,這些不是提供資助或院舍券便能解決的。」張超雄說。

張超雄認為,政府對精神科服務的態度仍在於「控制」:「只要唔生事、唔出事,就算數。無諗過生活質素,無從病人角度考慮。」他引用數據道出社區治療的重點:「全港有20幾萬精神病人,醫院只有不足4000個床位,其實絕大部分病人都生活在社區。政府要思考的,應該是如何讓他們在社區立足。」

【靜觀無明(三)】早上是心理學家,晚上是「說書人」,學者落地反精神病污名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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