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靜觀無明(一)】患病10年住院8次,一名躁鬱症患者被困在旋轉門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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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個月前的今日,《一念無明》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大放異彩,榮膺多項殊榮。導演和編劇大膽地將精神健康議題搬上大銀幕,引起社會熱議。故事除了描繪出本港精神病康復者重返社會面對的種種困境,劇中躁鬱症患者父親(曾志偉飾)一句「其實係咪咩都可以外判?」亦道出了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和掙扎。

現實數字顯示,精神病也許比香港人想像中更「貼身」。目前公立醫院的精神病患者已超過24萬,過去10年升幅逾6成。當這個城市受精神健康問題困擾的人逐年攀升,將病人「外判」予機構照顧是否就是我們最終的答案?被「外判」的病人又要走一條怎樣的路?

記者:林幸泉、楊嘉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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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和社區之間的漂泊者

坐落於荔景山上的葵涌醫院,離瑪嘉烈醫院只幾十步之遙,雖然同屬公立醫院,但這裏的氣氛卻截然不同──醫院門外看不見救護車的蹤影,大堂內沒有熙來攘往的人群,亦沒有急症室輪候號碼的廣播聲。眾大樓正中央有一片空曠草地,遇上假日和天氣好的時間,不少院友都喜歡到花園與親友聚腳聊天。若在去年的開放日到訪過青山醫院,應該不會對此格局感到陌生,皆因這裏也是醫院管理局轄下主要精神科醫院之一。

阿烽(化名)是葵涌醫院的「常客」,自10年前被診斷患上躁狂抑鬱症後,今次已是他第8次入院,最長的一次他住了2年半。阿烽憶述當年被關進禁閉式病房的日子,每逢跟院友爭執都會「被姑娘綁手綁腳」,每日只希望盡快離開這座「監獄」。然而,問到這次出院後有何打算,他卻苦笑了一下:「其實我已經唔太想出院。」

醫院自2007年起實施禁煙,阿烽間中會躲到醫院隱蔽處「唞氣」,他說抽煙有助自己穩定情緒。攝:林幸泉

現居於復康病房的阿烽表示,他感到近年葵涌醫院的治療模式起了不少變化。像他這類病情較穩定的院友,在院內可擁有相對大的自由度,甚至能向醫生申請「度假」短暫離院外出:「呢度住得好、食得好,我可以做自己鍾意做嘅事,又有班熱心幫我嘅人,外面邊度有咁好嘅環境?」約4個月前,他更拒絕了醫生的出院建議,要求繼續留院。

「人際關係令我無工開」

事實上,阿烽並非好吃懶做之徒。過去每次出院,他都落力靠自己雙手「搵食」,先後做過廚房、「拆櫃」(貨櫃卸貨)、清潔等工作,但這類工種工時長、體力需求大,他感嘆藥物副作用令他難以應付工作:「食完藥,個人集中力、體能都唔好,做4至5個鐘就捱唔住,點樣踩到10幾個鐘?」為了不影響工作表現,他曾自行停藥,但代價是情緒容易變得波動,久而久之令病情再度惡化。

阿烽自言學歷不高,沒有履歷上出現空白期的包袱,見工時只要用各種藉口便可「過骨」,但與同事的相處卻令他很困擾:「閒言閒語一定有,有時啲藥太勁,我反應慢咗啲,或者情緒大起大落,佢哋會問我係咪『high咗嘢』,然後愈描愈黑。」他說即使工作能力達標,只要人際關係稍有差池便難以繼續留在公司:「你會開始睇到有啲歧視目光,之後就唔使喺度立足。可能我本來唔使做咁多嘢,佢哋會推晒畀我……即係唔當我自己人咁,太多工作我會應付唔到,自自然就要走。」

因了解而一起,因誤解而分開

都市人談戀愛有句老土說話:「因了解而分開」,阿烽與前女友卻是「因誤解而分開」,這份誤解並非來自前女友本人,而是對方的家長。

「我第一次出院後喺學校識到佢,佢知道我嘅病,但無介意。」阿烽邊說邊翻看自己為前女友拍的舊照。他形容當年跟相中人一起是最開心的時光,雙方互相扶持,亦曾經跟女方父母見面「飲過茶」,但一切在兩人交往至第4年的時候,因為一件事化為烏有。

阿烽擁有的東西不多,前女友的照片是他最珍重的物品,每一張他都過膠保存。攝:林幸泉

談起這件事,他的語氣很沈重:「我前女友嘅講法係……佢老竇搵到張葵涌醫院嘅探病卡,張卡上面有我個名。」自此女方家人對阿烽的態度180度轉變,拒絕與他交談,極力反對女兒跟他有任何來往。他嘗試致電和上門解釋,但被對方父親呼喝:「你同我快啲走,唔好俾我見到你喺門口。」

「我哋被迫分開嗰年,就係我開始食煙嗰年。」阿烽皺起眉頭,徐徐呼出口中的白煙。

由宿友變街友,瑟縮在樓梯口的200日

患病10年以來,承受過各種各樣的歧視目光,阿烽直言已「睇化晒」。真正令他改變對住院看法的,是最後一次入院前的經歷。

精神病人出院後,若因各種原因未能回家居住,一般會被安排入住社會福利署的中途宿舍,接受過渡性的住屋照顧服務,但宿位多年來均供不應求,部分康復者會被轉介至俗稱「私院」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。私院租金比中途宿舍貴數倍,每月動輒5000多元,然而服務質素一直為人詬病,去年「康橋之家」便被揭發虛報人手,最終被社署「釘牌」撤銷豁免證明書。

阿烽表示私院環境惡劣,一般只有1至2名「阿姐」看管,加上居住空間擠迫、缺乏專業護理人員協助,宿友之間很容易發生磨擦,難以讓病情好轉:「宿友有爭執扮睇唔到,到打交有人報警,又扮冇事發生,點解呢?要留住個宿友嘛,一個月收你5200蚊,有着數喎。」

去年4月,他被私院指欠交租金遭強制踢走,流落街頭。阿烽在油尖旺區找到一份清潔工作,獲僱主安排以大廈後樓梯口作居所,但日薪僅80元。「半露宿」生活持續了7個月,最後他因為一次醉酒,爬上木梯時失平衡跌倒,意外撞毀了一輛私家車的車頭燈,再次被送回葵涌醫院。

阿烽最後一次入院前曾獲聘為黑市清潔工,日薪僅80元。他在僱主安排下住在一棟大廈的後樓梯口,過了7個月的「半露宿」生活。攝:林幸泉

難以脫下的標籤

兜兜轉轉,度過了游牧民般的10年,阿烽說:「每次出院都好似重新嚟過一樣。」回歸社區對他而言,就像是等待重新入院的開始。對於這個循環,他也感到很無力:「試過同宿友爭執打交被送番入醫院,一躁就話我病發,其實個個人都有機會躁㗎啦。」一次又一次「撞板」的經歷,令他開始對社區感到抗拒,擔心難以適應外面的環境。

「我唔想再瞓街,唔想再迷失。」阿烽簡潔地道出不想出院的原因。

過去10年,阿烽曾入住葵涌醫院8次,他表示已經視這裏為自己另一個家。攝:林幸泉

不覺得被親人「外判」

阿烽小時候被家人送到寄養家庭,曾被養父母虐待,有過一段不愉快的童年。其後父母相繼去世,他多次被安排轉換居所,一直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,至中三那年,又和當年被送進兒童之家的胞兄同住。急劇的環境轉變令阿烽無所適從,為了逃避不快的情緒,他開始強迫自己不停做其他事分散注意力,情緒漸趨兩極化,最後在快將18歲時確診患上躁鬱症。他這樣形容病發時的自己:「我好似搵緊一樣嘢,但唔知道自己要搵咩,就算可能擺喺我面前,我都未必搵到。」

談起當年唯一的親人將自己送到葵涌醫院,他沒有半點怪責:「當時我都已經病發,阿哥又可以做到啲咩?」

對於醫院的治療,其實阿烽也非毫無保留。他指自己表達能力不好,與醫生見面的時間又不長,有時很難準確向醫生反映病情,以往曾試過藥物的副作用太強,服藥後全日陷入昏睡,精神狀態比未服藥時更差。直至轉換過多位醫生,才逐漸「試啱藥」。

精神科醫生:藥物可以是雙刃刀

現時阿烽每日需服食近15粒藥丸,每隔數星期更需注射鎮靜劑控制病情。雖說俗語常云:「苦口良藥」,但在精神病的治療上,並沒有擔保藥到病除的萬靈丹。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崔永豪指,藥物只是復康支援其中一件工具:「藥物能直接協助紓緩病癥,但醫生使用這件工具時需要非常小心,皆因藥物亦可以是一把雙刃刀,若然施藥不當,過量的副作用反而會害了他們。」

崔醫生解釋,協助精神病患者康復需要三方面的配合,分別為治療、人際關係和生活習慣,其中治療又分為藥物治療,以及心理咨詢、就業訓練等非藥物治療。「很多人不明白為何醫生每次見病人,提問均側重於病癥和藥物,其實有時候沒有辦法,當時間緊絀,第一件事便要問這些問題,因為整個醫療團隊裏,只有醫生有權開藥。」他略帶無奈地說。

世衛建議每1萬人應有1名精神科專科醫生,但本港人口與政府精神科醫生比例卻是2萬多人只有1個醫生。崔永豪表示,每名醫生半晝(3.5至4小時)一般要看20至30名病人,與每名病人只有約6至15分鐘的見面時間。他坦言如此的工作量容易令醫生burn-out(心力交瘁),過短的診症時間亦有機會影響醫生的判斷,故此增加醫療人手的需求無庸置疑:「理想的醫患關係建立於雙方充分的溝通之上,病人信任醫療團隊之餘,醫生亦要以同理心深入了解病人的想法和感受,回應對方的需要,讓雙方產生良性的互動。」

「冷暴力」與反覆住院的旋轉門

政府自1998年起進行精神科病人重覆入院的統計,但只限於病人出院後28日內未經預約再入院的比率。醫管局回覆記者查詢表示,過去3個年度,有關比率介乎7.1%至7.8%之間。被問到為何以「28日」和「未經預約」作為統計準則,發言人稱是「各專科均同意的統一準則」。換言之,像阿烽相隔1至2年「翻住」的個案,無法反映在政府的重覆入院率數字上。

崔永豪透露,阿烽這類長年反覆住院的例子並不罕見,醫學上又稱為「旋轉門現象」,原因是部分重性精神病復發機會較高。他不否認醫院可能在未有全面評估病人狀況下,容許病人出院所致。但從他觀察所見,大多復發再入院的個案,均由外界的歧視間接造成:「你不會看見有人在街上用石頭投擲精神病人,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往往很subtle(不明顯),簡而言之就是『唔摻你玩』。可見的歧視至少能被阻止,但不可見的歧視對病人造成的心理傷害更大,亦難以透過法律等硬性手法規管。」他認為這些排擠和「冷暴力」猶如將精神病人回歸社區的大門鎖上,令病人更容易出現酗酒、自行停藥等問題,增加病發的機會。

阿烽熱愛敲擊樂,每天練習至傍晚時份才回病房休息。在他最無助的時候,打鼓能夠幫助自己。攝:林幸泉

「康復」的終點站不在醫院

為何不能讓病人永久住院?崔永豪說,住院的確能為病情嚴重或缺乏自理能力的病人,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,防止病人傷害自己或對別人造成影響,同時為病人提供各項治療及提高他們的「病識感」(病人對自己健康狀態的認知能力),不過一般不會鼓勵住院時間太長,因為病人有機會出現「Institutional Syndrome」(住院綜合症):「當病人長期留院,與外面世界隔絕,自理和社交能力均會隨時間而減弱。」

「『外判』絕對是一件壞事,這不僅是行動上完全不理會,情緒和心靈上亦完全切割,無論對病患者還是家人都很痛苦。」崔永豪希望照顧者明白,「攬晒上身」和「外判」之間,存在另一種可能性──接受他人的幫助,繼續與患病的親人有聯繫之餘,自己所承受的壓力亦不會過於沈重。

他強調,精神病是可以康復的:「更正確的說法應為『復元』,意思即讓病人重拾一個人在社會裏應有的角色,享受有意義的生活,所謂的『意義』不應由他人強加在病人身上,而是由病人自己去定義,並且有力量去實踐它。」崔永豪形容,醫護人員和照顧者的角色,就像馬拉松的support team(支援隊伍),只是這場馬拉松,每位「跑手」的路線都不一樣,要讓病人抵達復元的終點站,社區比醫院會是更理想的環境。

踏出旋轉門

其實阿烽心裏亦明白住院的限制,若然想要過自己理想中的人生,就不能永遠待在醫院。他說醫生見他情緒已穩定,為了哄他出院,會開玩笑跟他說:「養你好貴㗎,醫院無錢喇。」

母親節當日,阿烽向醫院申請「度假」外出拜祭亡母,上山途中他說:「阿媽走之前話過最唔放心係我,驚我生活唔到,驚我俾人恰。」他怕母親覺得自己「唔生性」,過去10年來一直不敢面對她。這天,他將鮮花放到亡母靈位面前,上香後默默凝望了她的遺照1個多小時。

母親節當日,阿烽向醫院申請「度假」外出拜祭亡母。他說母親去世前曾說過最放心不下自己,這番說話讓他一直耿耿於懷。攝:林幸泉

下山的路上,他告訴記者已跟醫生表示同意出院:「今次排到中途宿舍,社工幫我安排咗份工,有啲信心。」雖然對這個決定仍有些擔憂,但住宿和工作上的保障讓他稍為放心,言語間亦感受到阿烽對外面生活的嚮往:「希望搵到錢去跟師傅學打鼓,建立自己嘅朋友圈,成為一個鼓手,再搵番前女友。」

阿烽微笑說:「將自己嘅故事講咗出嚟,等多啲人認識精神病係乜嘢,似乎係一個好嘅改變。」他還調皮地補了一句:「希望唔會倒醫生米啦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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